zorroli 的个人博客

几周前，李娜在罗兰加洛斯拿下对思齐亚沃尼的赛点，胜利的狂喜让她喜不自禁地躺倒在地，全然不顾身上的汗水和红土的勾兑。之后，她来到埃菲尔铁塔前，穿着设计师量身定做，具有中国传统水墨画风格的潮衣，捧起法网女单银杯，展示来自东方的自信。她甚至受邀来到了中国驻巴黎大使馆庆功。

更有全国亿万观众争相收看法网女单决赛，新浪微薄网友对李娜短短几十字的疯狂评论和转发。此时的李娜仿佛来到了人生的一个顶峰，无论是个人财富还是社会名誉，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点。作为一个体育形象，与她齐平的角色屈指可数，仅有姚明、刘翔等聊聊数人可比。

此后李娜铩羽温布尔顿，在德国新秀利斯基强大的冲击力下疲于招架。然而在英国的失利并不能掩盖在法莫道不消魂国作为亚洲大满贯历史第一人的成就。归国之后的李娜依然收到各方追捧。

然而就在前几天，她被任命为湖北省网球管理中心副主任，重奖60万元人民币的消息却让人觉得唏嘘不已。

“打而优则仕”＝社会不公？

“打而优则仕”，做运动员出成绩，进而得以走上领佳节又重阳导岗位的，李娜不是第一个。曾经在跳板上翻飞的熊倪如今已官至副厅级，曾经还担任过湖南省足协主人比黄花瘦席。

在世界舞台上为国争光，退役之后组织负责分配工作，名利双收，看似是运动员很完美的出路，甚至有如李娜者，尚未退役，还处在巅峰期的她就收到了组织保证的领佳节又重阳导岗位。这看上去天经地义，但其实不但荒唐，而且加剧了社会不公。

尽管大家私底下都在说官、骂官，每年公务员考试、事业单位考试却仍然对那几个并不多的位置趋之若鹜，挤破头皮，动用各种关系都要往那个体制内钻。各中原因，我想除了稳定的待遇，良好的社会地位，更有手握特权的诱惑在作祟。正应了那句话，我们不是仇视特权，是仇视自己没有特权。

公务员考试要通过笔试、面试，大部队挤独木桥的景象想来不输给伟大而正确的高半夜凉初透考制度。层层筛选有它们的道理。尽管残酷得不近人情，起码它还是相对公平的，能看得出些许能力的。那么运动员，或者是优秀运动员，又凭什么仅仅凭借优秀的运动成绩走上这个岗位？无论这个岗位是高是低，只要他／她有意向进入衙门或是事业单位，道理上就必须剥去自己的光环，通过公平的考核测试自己的能力竞争上岗，否则就是利用特权对社会资源的肆意抢占。位子就那么一个，你坐了他和她就不能坐，绝无其他可能。

转而一想，竞技体育本身就是残酷的，走到金字塔顶端的运动员能有多少？得到如李娜这般机会走上仕途的又能有多少？更有世界冠军在澡堂工作的传闻，不得不让人觉得，就算在职业运动冠军的群体里，也有三六九等之分。

培养体制才是罪魁

为什么世界冠军就那么需要国家来分配工作？从运动员生涯开始，在体制内厮混多年的如熊倪者，难道就不能离开体制面向真正的社会？也许并不是运动员们没有信心，是他们真的没有这个能力。要怪只能怪这个早就了他们的体制。

在他们还年轻的时候，生活中就被各种训练计划和大赛指标所填满，小小的年纪就失去了童真，自愿或是被迫地投身到了残酷的职业体育中，以至于他们本该在学校里完成的基本学业和获得的生活技能都未曾得到，因为在在那个世界里，一个个翻腾动作就是技术，为队伍比赛就是工作，运动队就是社会。

我们的职业体育的残酷就在于，到达这个金字塔塔尖的永远是少数，成功者都是踏着失败者的尸体上等上王座的，说“一将功成万骨枯”也不为过。更不用说，职业运动员随时都要和自己的伤病和年龄斗争。当自己不再对运动队有价值，要不就被分配岗位，要不就留队当教练，更多的就只能被推上社会了。这里的社会，才是那个更加复杂的社会，也是最真实的社会。而面对这个现实，才发现，手里除了金牌其实什么也没有。

今天偶尔看了地方台一个新闻节目，其中有一条新闻很值得玩味，说今年的“六一”节，家长陪孩子去影院却发现适合孩子看的影片不多，选择太少，并表示很怀念他们那一代的小时候看的诸如《大闹天宫》(当然不是被甄子丹带去戛纳的那个《大闹天宫》)这样的电影。

选择太少还是好的选择太少

电影市场化的背景下，儿童是个大市场，但绝对不是最大的市场。孩子们要依附于他们的监护人才能走进影院，而他们自己独立消费的能力远远弱于学生（尽管多数学生也没有实现经济独立）和其他成年人。而对于成年人来说，儿童题材的影片显然缺乏吸引力。电影制作公司说到底是商业机构，需要通过资本运作来实现盈利。而资本又显然是嗜血的，它永远会向有利可图的领域集中，因此儿童这个市场恐怕会在电影市场化的推进中被边缘化。

新闻里家长说，现在给孩子看的电影选择少，现在这个档期似乎也只有《功夫熊猫2》靠谱，但也并不是最适合孩子看。从国产动漫的角度来讲，我想每年的产出并不算少，但是最后能进入各大院线的就真的不多。像《喜洋洋与灰太狼》这样国产动漫成功的例子近几年真是非常罕见，而且它也是在电视短片播放成功培养了观众群体之后才进军大荧幕。它的成功更像是电视平台的延伸。这当然是个很好的思路，但不是所有国产动漫题材都能有这样的机遇。

其实说到底还是好的选择太少。院线也不傻，他们对高质量的动漫作品必然不会无视，但是对他们来说把宝压在一个从未证明过自己的儿童题材电影无疑风险太大。举个例子，像《玩具总动员》这样的大荧幕作品国内院线肯定会争相引进，因为在国外他们已经被证明是成功的，市场风险相对就小很多。市场竞争不会骗人，本身作品的质量不高，没有显而易见的卖点（这看来是儿童相关题材很难寻找的），就进入不了院线，因此小观众就少了很多选择。

在高质量、适合儿童观看的影片上，国内电影人真的应该感到惭愧。又想寓教于乐最后又失去了市场竞争力。“适合儿童观看”并不是只要是动画题材或者把人物做得可爱就行，没有好的故事和内涵做支撑依旧是个空壳。其实把故事做好了，儿童题材的电影很多成年人也都很喜欢，比如迪士尼的各种“总动员”系列，《小鬼当家》系列等，其实很多在成年观众群里也是很喜闻乐见的，同时也适合孩子看。千万不能忽视成年人内心对童真的向往。

适不适合不该家长首先决定

看到家长绞尽脑汁去琢磨一部电影到底适不适合自己的孩子看其实是很悲哀的。作为消费者原本花钱就是图个乐，现在为了顾及到对孩子的影响问题自己却要做很多功课来了解一部或者几部可能自己都不感兴趣的电影，这样的消费者未免做得太辛苦了。

因为我们还没有电影分级制，家长为孩子选择电影的问题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难甚至处处陷阱。有些片子肯定不适合，比如在国外年轻人群体中很流行的《Hangover 1,2》这样含有大量酗酒、性和暴力的电影家长必然视为洪水猛兽替孩子首先就删去了。但有些就很难了，要真的走进电影院里才知道。比如前阵子的《战国》。我去影院的时候那一场也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看。看着屏幕上的男男女女穿着两千多年前的衣服谈谈天下没什么事，可看着看着一个头颅被砍下这样的血腥镜头突然出现就有事了。而这样牵涉血腥、暴力的画面本应该在电影分级那个环节就给予家长足够的提醒，而不是带着孩子买了票进了影院看到一半才觉得，不好，这真不合适，这就已经晚了。

回到本文开头的《功夫熊猫2》的例子。这个片子在国外就被分为PG(Parental guidance suggested)，需要家长对孩子进行观影指导，就说明其实里面的内容并不是真的像我们看上去那样健康、无害和适合孩子的。比如当中有很多武打的画面（这个当然会有……），孩子看了可能会有暴力的联想，这时候就需要家长对孩子加以指导。但这仍然不妨碍它是一部适合孩子看的电影。重点是，人家在国外明确告诉你这片子孩子可以看，只不过家长需要指导。我们的家长就只好自己谷歌百度看片花然后再猜猜。要知道好多家长工作也很忙，很多甚至都不会去做这样的功课，看个海报就带孩子去看了，这对孩子就很可怕，因为他们本身还并没有太多的对事物的辨别能力。绚丽的画面加上有趣的故事就会让他们印象深刻，并且产生模仿欲望（即便这样的联系不是线性的），但并不是人人都是阿宝或者李小龙……

如果你是新浪微博的用户（即使可能你并不是），如果你足够关注这阵子中国网络的话题的话，你会发现“＃私奔＃”成了一个点击频率很高的词汇。几乎是一夜之间，这个曾经让当事人难于启齿，让局外人窃窃私语的词成为了网民挤破头也要了解到的一段故事。

我并不太想去揣测当事人公布自己私事的动机，尽管我个人的确认为有炒作嫌疑。那么何以这个词成为了一种现象？何以一个独立个体的人生遭遇却落到被众人围观的地步？想要自己的家事变成“天下事”又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名人效应

首先你得是个名人。或者，至少是个有新闻价值的人，比如娱乐圈的明星，某知名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或者某个高半夜凉初透官。或者你至少得和名人扯得上关系，比如娱乐圈明星的情人，某知名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另一半，或者某个高半夜凉初透官的子女。

公众对名人的隐私始终是有追求的欲望的。名人的生活本来就和普罗大众的生活有别，而且由于其所处经济政治社会各种地位的不同，生活因此有极大的隐秘性，至少公众是这么认为的。这种隐秘性极大地刺激了公众本就十分旺盛的窥私欲。想想私下里我们对同学、同事的八卦消息都已经那么热衷，茶余饭后聊得乐不可支，更何况是名人了。你一旦成为名人就骑虎难下。有时候你实在坦诚地告诉关注你的人，说你的生活实在平淡得跟大伙一样，群众都是不答应得。作为他们眼中的名人，你是必须要有神秘感和不同的。

公众对名人的需求其实很两分，一方面他们希望名人不要高高在上不可一世，亲民些好；一方面他们需要保持对名人的新鲜感。普通的生活每天都在发生，凭什么他们要再花精力去关注另一段普通的生活？不然看看自己，看看身边的人就够了。

如果你是个名人，其实你活得体面或者活得不入流都没有什么好结果。你过得滋润的时候会招来羡慕嫉妒恨和对于社会公平的讨伐，你过得困苦的时候会经历落井下石和龙游浅滩遭虾戏的炎凉。

作为名人，社会影响力的存在注定了你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而普罗大众的私事，再大也是小事。普通民众如我，知名度仅限朋友圈的人，就算挨家挨户敲门前往告知我要私奔，影响最多也就那么丁点。这也许会在这个范围里击起些许波澜，更大的浪花便是奢求。当然也许你的野心不限于此，那么请先出名。

社交场合的群体效应

这和上一点紧密联系，只不过关注你的人会替你完成, 但是它却同样重要。

信息的在受众之间广泛传播有很多原因。上一部分说的名人效应其实也是利用了公众共同关注的话题（人）。然而这个角度来看，去了解名人“私奔”是出于自身对话题的好奇，主动性更强。这部分要讨论的从众效应更多的是被动的，或者说民众去了解信息并不是因为，或并不仅仅是因为对信息本身的需求。

茶余饭后，朋友之间插科打诨是最好的熟络关系的时间。眼见朋友们对某一话题讨论地热火朝天，自己却因为没有很多了解而插不上话是很让人懊恼的，因为这样一来很容易造成被群体孤立的心里效果。迫切地想要加入社交群体活动想法提供了想方设法都要了解热炒话题的温床。这个效应的强大之处在于，它甚至能让很多对此类话题本不感兴趣的人开始对这个话题加以关注。一个消息就这样打开了在另一个群体传播的大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好了你是个名人，有了可以被翻来覆去炒的料，你还需要充分发挥你的主观能动性，利用你手头的一切有利工具让私奔变得不怎么“私”。

比如你最好会利用微博这样千载难逢的信息公布和分享平台。如果你有幸选对了服务运营商和开发商，如何扩大影响力这样的事其实他们已经通过各种完善用户体验的工作为你完成了。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甚至是希望你来利用他们的服务的。眼球带来的是流量和在线时间，对他们依赖广告商来说便是利益，对他们需要为之负责的董事会也是个利好。

文章开头提及的私奔事件里，微博的平台作用发挥得是如此地淋漓尽致。从结果上看，截止文章成稿的时候，故事主人公那条昭告天下的私奔宣言竟然已经有7万多人的转发和接近4万人的评论。新浪微博自创立，这绝对是个里程碑式的传播奇迹。在新媒体平台上，这个消息就像瘟疫一样从网上蔓延到了传统媒体，它因为其在虚拟世界的巨大关注度决定了传统媒体的新闻日程。这其实不难理解。媒体也要靠关注度吃饭。读者关心的事件也必须是他们关注的事件。

文化的隐形流失

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认为中国的孩子出国还是需要记住他们文化上的“根”的，也就是出国之前他们一直生活在其中，但是可能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的中国文化。

文化的传承有好多种途径。你可以一直生活在一种文化中，久而久之潜移默化之间你会变成这个文化的一部分，思维上会烙下这种文化深刻的印记，并且这种由于时间的积累而形成的文化传承影响可以十分深远。然而这种方式似乎有一种缺陷，就是身处其中的人们很难有“传承文化”的自我意识，往往接受在不经意之间，抛弃也在不经意之间。

还有一种途径则要系统许多，而且传承者是有自我意识的，那就是教育。教育本身会通过书本给人以启发，这相当于打开了文化传承的一扇门。自愿或是被迫，传承者会走进这扇门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这种文化，然后基于他们原本的知识产生或同意或批判的再创造。但不管是同意还是批判，都是对这种文化的不同传承方式。

低龄留学的一大隐忧就是，孩子对于本国文化的认知都还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还没有走进那道门，更不用说产生自己的看法了，这样传承就根本无从谈起，因为他们还根本就没有接触到足够多、足够广的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们被放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免不了会再花时间去认识一种新的文化，并逐渐把这种新的文化和自己的本国文化进行对照。诚然，被放到另一个不同的环境可以开阔眼界，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本国文化的传承，但这个可能性是基于传承者本身已经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懂得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甚至有时候连“粗”和“伪”也需要去拥抱。这时候的孩子尚没有这样的思考能力，对本国文化认识也还不足，这样的文化冲突带来的更有可能是迷茫和迷失。原本本国文化在这些年轻的大脑里根基就不十分深厚，这样的环境下就更容易被逐渐遗忘和同化。这不像国宝流失国外这样的文化流失这样明显，这种文化的丧失更多在潜移默化之间。

当然，讨论这个又跟出国的原因有很大关系。如果家长是铁了心不希望孩子认识到自己是个中国人，从小就希望他/她变成一个外国人，那这么做尽管对文化百害而无一利，也只能表示遗憾，毕竟个人的选择还得尊重。这里又牵涉到一点，家长是否有必要为孩子选择以后的道路？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准备好了吗？

对孩子来说，不管年龄大小，出国前的准备永远不嫌多。这里的准备更多指的是自身，外部的硬件比如资金，孩子恐怕暂时也无法操心。

首先在心理上一定要对即将面对的文化冲突（Culture Shock）有准备。出国留学，生活在一个陌生的世界，几乎肯定会有这样冲突的经历。小到去快餐店点餐的时候店员的态度，大到身边的同学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看法，由于每个人本身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长大，对某些行为的思维定势就会不同。这样的冲突也几乎可以肯定会在心理上造成不适。相通了可能就没事，一下子想不通就会产生迷惑甚至抑郁。理论上来说，这样的不适会在出国后6个月左右达到顶峰。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既然这样的不适不可避免，那就让自己去拥抱这样的不适，最大限度地去接受文化不同这个事实。

其次要做好独立生活的准备。出国留学的孩子大多需要在生活上全盘照料自己。也许很多孩子在国内就已经有集体生活的经验，这当然很好，但这和完全独立生活还是有很大距离。举个很实际的例子，起码中国的小学到大学，吃的问题是别人帮着解决的。有父母在，有食堂在，产米油盐的事孩子根本用不着操心，也接触不到。出国之后，要自己煮饭做菜洗衣服，自己当爹自己当妈，还要学习。有时候不仅仅是时间，精力上也是很大的考验。一个好办法是，赶紧找到和自己情况差不多的中国学生，压力共通分担，两个人交流之下至少感觉上不会那么难受。

一旦出国，离开了父母的同时也离开了熟悉的环境和一帮朋友。在陌生的环境里人很容易就此变得自闭和“宅”，因为人的天性是不希望走出那个让自己舒服的区域的，这个死循环一旦形成就很难打破。这时候需要孩子大胆地和别人交流，在留学的地点多交朋友，有了自己的一个交际圈之后环境会变得更容易熟悉，这样一来也能更好地把注意力放在学习——这个出国的一大目标上。

孩子在一个比较小的年龄出国，就像一个刚学会开车还不怎么熟悉车的性能和路况的人要上高速，危险固然存在，但也实在不必畏首畏尾。如果选择无法改变，那么就系好安全带，想着出国，谨慎行驶。

（完）

一天我打开微博看到某个名人转发了一条骇人听闻的消息：“汶川地区大批少女为还债去做雏妓”。我信以为真。第一反应是，这世道怎么了，真是不让人好好活接着 ** 的逻辑让我觉得这社会果真黑暗，善恶报应真是胡扯。但是这条消息随后就淹没在了各种“转发”之中。

几天之后的昨天，还是在微博上，看到了@点子正 的一篇辟谣博客，试图用看似强大的截图和逻辑来说明汶川少女做雏妓的传闻是假。之前的消息被推翻，我再次被说服。

但是我想讨论的不时汶川少女是不是真的为了生计做了雏妓——尽管出于人性关怀我的确不希望这是真的——我想讨论的是，在如今信息越来越呈爆炸趋势的每一天，大多数网民被各种或真或假的信息引导而很少主动辨伪。真莫道不消魂相在信息的传播与再传播中越来越离我们远去。是真，是假？这个看似简单的诉求也许在未来会成为一个越来越不可能被回答的问题。

媒体无罪

信息大量被传递到受众一端造成信息局部过剩是形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这时候，作为信息传播者的媒体成为众矢之的似乎顺理成章。但媒体并无罪。

悲观地讲，没有新闻是客观的。这一点从记者选择受访者和切入角度开始几乎就已经决定了。但是排除立场、赞助商的影响，新闻之中所传递的信息是极其客观的。

作为受众，单个个体的信息摄取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即使你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你对你所关注领域的动态了如指掌，你也不可能仅靠你自己对整个世界的发展进行监控，除非你是上帝，是阿拉，是佛陀。于是你就要借助一些工具，来帮助你把这个世界看得更远、更广、更深。这些工具就是媒体。

我们有时候甚至应该感谢媒体带来的信息爆炸。那么多的信息，那么多版本的信息就意味着我们有更多理解这个世界的选择，也就意味着掌握了塑造自己世界观的主动权。这有时候会带来痛苦，因为努力的理解势必会发现其中的矛盾。但这样的痛苦仍然要好过一些特殊时代里，媒介仅仅是传声筒。

正是因为有了像微博这样的媒介，我们才有了一个被斥为假消息的版本的真莫道不消魂相，和另一个充满骑士精神的辟谣版本的真莫道不消魂相。尽管，“真莫道不消魂相”，可能早已无处可寻。

当然从职业精神来讲，理想的新闻被创造的过程是必须通过层层筛查的。很多所谓新闻制造链条中的“看门人”在新闻到达受众之前就应该，出于行业标准，为受众过滤掉不实的信息。但现实是，媒体自身所获得的信息本身就并非真实。新闻日程的确定权有时候会在受众手里，媒体会很大程度上受到引导。

受众自重

掌握判断真莫道不消魂相的主动权是个好事，但未必所有人，作为读者或者观众都能很好地利用它。

有些人是不想。逛逛微博，看看电视，读读报纸，对很多人来说是件很休闲地事情。信息的摄入如非跟你自己本身的价值观、世界观、常识有很大出入，就会被当成填充绒毛娃娃的棉絮一样看似很必须地填充进脑袋。满足对信息的需求仿佛成了一种很低端的生理需要，填满即可，谁管它是烂稻草还是金丝绒。如果不以新闻为业，大家便有一万个理由去放真莫道不消魂相一个自由。没事见，没精力。关键是，找到真莫道不消魂相了又如何？渐渐变得麻木之后，对真莫道不消魂相就变得“不想”。

有些人是不能。不是所有人都有像点子正那样的毅力和能力去证伪的。受众里精英群体毕竟是少数，不然也不能被称为精英群体了。证伪，需要一个能很好地将信息碎片加以整合比较的逻辑头脑，一颗偏执地注重细节的心，一定程度的技术，有时候甚至还需要一些胆略。所以绝大多数人会选择“转发”。

那么，难道就这样放弃自己判断真伪的权力？当然不。每个受众仍然可以依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常识，搭配其他证伪专家的佐证，来选择自己认为最接近真莫道不消魂相的那一个版本来相信。

小时候看《正大综艺》的时候特别喜欢一个环节叫“是真是假”。播个片段，揭晓答案，什么东西是真是假，哗一个戳就盖上去了。但是现在显然越来越难了。

体育场的外场和水上运动区之间有一块大草坪，滴绿滴绿的草被修建得很平整，一丝不苟。据资料介绍，这块区域原本是设计来让人们晒日光浴的。不知道希特勒治下的柏林民众在前方战事纷飞的时候是否还能在阳光中找到一份欢愉。

再往前走一些就是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的外场，也叫做“五月广场”（Maifeld）。外场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同样是青草席地，佐以一个单面看台。尽管看起来势孤，看台却能容纳下6万人。场地左右四个高77米的水泥塔柱让人过目不忘，它们在垂直高度上的探索和整个外场在水平概念上的铺展让整个体育场建筑群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宗教场所，使每个仰视塔柱的人不自觉地要被扑面而来的庄严裹挟。

塔柱也自然有其功用。除了展示薄雾浓云愁永昼威严，它们其实也是“钟塔”（Bell Tower），用来存放奥林匹克钟的所在。“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钟塔在垂直景观上的拓展自然让身处一边的人叹服，但正由于它的突出令它成为了炮火的目标。整个体育场建筑群落中，钟塔是唯一在二战中遭到严重损坏的部分。如今存放在钟塔里的奥林匹克钟是后人的复刻作品。原作在战争中由于钟塔的损毁轰然坠地。所幸的是，如今游人们还能在附近的一个广场上看到当时的钟。钟大约一人多高，如果你曾在中国某个寺庙的钟楼见过佛教的大钟，这个奥林匹克钟的大小有过之而无不及。黝黑的钟体上一面浮刻着德国的标志——一只鹰，用爪子吊起奥运五环，另一面则是柏林的地标——勃兰登堡门。钟体上历史的足迹随处可见。巨大的裂纹提醒你战火的残酷，而浮刻图案边缘隐约可以看到的锈迹暗示着此后几十年的风雨。

“五月广场”，就如同它的名字所提示的，它的落成也是因为要用作希特勒政府每年的五月庆典。开阔的场地就是用作各种展示第三帝国国力之用。可以想象希特勒曾经想站在看台，或是观礼台，望着广场上万人敬仰，他极度膨胀的自我得到现实中的再一次肯定。讽刺的是，这个广场却从未用作庆典。原因听来可笑甚至有些不可思议：规模太小了。不知道怎样的建筑实体才能满足一个疯狂、集权、充满占有欲的自我。当然“五月广场”也并没有因此被荒废。1936年柏林奥运会时，这里曾被用于马球和马术的比赛场地。

“五月广场”正中对着的就是著名的“马拉松门”——一个看台之间25米的豁口。我曾经亲身到过曼联的老特拉福德球场，拜仁慕尼黑的安联球场，阿森纳的酋长球场，英格兰的温布利大球场等专业体育场，以及在电视里见过“鸟莫道不消魂巢”等综合性体育场，但是惟独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的这一设计让我折服。我曾经很多次想象站在“马拉松门”往体育场内部望去该是什么景象。如今身临其境，还是让人震撼。从“马拉松门”最上面的平台可以望到整个体育场内部的动态，很容易让人产生被包裹的感觉。我想如果站在这个位置发表演说，同样能有不亚于身处主人比黄花瘦席台的那种君临天下的感觉。如果从空中俯瞰，“马拉松门”恰好位于整个体育场建筑群的中轴线。和体育场主入口前的大广场、体育场主入口的水泥双塔，以及身后的“五月广场”贯穿连通。希特勒仿佛在用这种残缺的印象显示当时德意志第三帝国的霸气和他自己的野心。

“马拉松门”最上方的平台其实并不大，最突出的景观就是奥运圣火台。可以想象圣火所处的位置，它虽然不是整个体育场的最高点，但由于视线到马拉松门豁然开朗，处于“马拉松门”中央的圣火台仍然将是整个体育场的焦点。如果能将这里作为舞台，会有多么震撼？如今的流行乐坛的拉丁天后夏奇拉可以告诉你。2006年世界杯决赛当晚，她就曾以“马拉松门”为舞台，向当晚在场的7万4千名球迷献技，通过电视直播让全世界成了她的观众。

体育场落成的年代，德意志帝国正经历着外部的军事扩张和内部大萧条的阴影。对历史的敬畏培养了他们对历史的敏感度，因此这样一座巨大的建筑自然也少不了对那个年代的记录。“马拉松门”上方平台的两侧墙面上刻下了1936年奥运会的印记，每个获得金牌的运动员的名字及其所属国家都被以这样一种以时间属性为主导的方式留了下来，75年之后的我们才得以从中了解到奥运百年历史的一页。

马拉松门之后，沿着顺时针的方向继续走不远就要回到起点——水泥双塔了。即将离开，没有觉得不舍，反而多了很多共同经历之后的欣慰。仿佛一个认识多年的老朋友某一天重聚，回顾曾经之后终有一别。这时候除了说一声珍重你也不能做得更多。

游览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时常幻想，如果自己身处那个时代，穿着当时人们所习惯的衣服，和当时的人们一起来到那个地方，会是怎样的感觉。75年前那双眼睛看到的，和我今时今日看到的，肯定很相似，但又惊人地不同吧。

（全文完）